专访:港警滥权是伤害香港新闻自由的帮凶

周一港警抓捕了包含《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10名人士,并对《苹果日报》总部进行大规模搜索,过程中许多行为和作法引起外界质疑。香港大学传媒法律学教授法斯特表示,港警在过程中明显滥用权力,而这样的情况也导致香港的新闻自由面临巨大挑战。
德国之声:周一我们看到《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几位高阶主管被香港警察以国安法起诉逮捕。这是该法生效以来,香港政府第一次利用法律来针对新闻机构。你如何评价此举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
法斯特:周一这场大抓捕对新闻自由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周一,我们先得知黎智英被港警以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逮补,接着我们看到几百名警察突击搜查香港最着名的民主派媒体的新闻中心。
不久後,我们看到黎智英戴着手铐,被警察押着走过《苹果日报》的新闻中心,这个画面有很强的视觉震撼效果。香港政府一直宣称,在国安法下,他们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他们坚持国安法第四条是保护和尊重新闻自由基础。
我们要记住,目前因新冠疫情,香港大多数人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在新闻中心工作的记者本来就很少。幸好有足够多记者周一在现场进行直播,让我们看到警方执法的情况。
警方昨日也出现滥用搜索力权力的情况。一般来说,新闻资料在香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警方需要持有特定的搜索令才能搜查新闻性的资料。周一,警方在现场一度承认他们没有那种特定手令。他们説,他们持有的搜索令只是为了逮捕黎智英丶他的两个儿子和《苹果日报》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没有专门针对搜查新闻资料所需的搜索令。
香港的法院一般都不太愿意发出这种搜索令,因为他们认为搜索令是一种具有严酷效率的手段。香港的法院很清楚,如果你要申请一个能搜查新闻性材料的搜索令,该搜索令应该被警察当作最後一项调查工具。法院不会随意给你一个具有特殊效力的搜索令,来让你完成调查。

看到警察在记者的办公桌上任意搜查文件,非常令人不安。港警的一位发言人周一说,他们从《苹果日报》办公室和新闻中心搬走了几百箱文件,理由是搜索令中提到的7个人的办公室正好与新闻中心在同一层楼。他们这种作法是在滥用搜索令赋予他们的权力,藉此从新闻中心带走他们认定办案需要的材料。
这是一种滥用法律程序的行为,而我相信未来几天内《苹果日报》也会依法提出质疑。我认为《苹果日报》的律师们会在未来的72小时内弄清楚哪些资料被警察拿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其中包含警察能够实际上使用多少证据,以及法院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在我看来,警方申请搜索令显然是滥用程序,因为在香港,没有任何一名裁判官会签字允许警方这样做。
整个搜查过程为与新闻自由相关的案件定下了一个很坏的基调和先例。我想,从警方的角度来看,他们星期一获得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故事。如果法院不对这种行为做出迅速的反制,我们会看到类似情况继续发生,这也会使港警的胆子进一步增大。其他媒体机构也不会安全。警察权力滥用的情况必须被控制住。
德国之声:此外,我们周一也看到不少国际和香港当地媒体被警方阻挡,无法进到《苹果日报》大楼内采访,警方声称,他们只想邀请过去没有阻碍警方执法的媒体到大楼内采访。有人认为,这是警方变相推出讨论数月的 “媒体认证制度”。你如何看待这个新发展?
法斯特:警方不仅阻止了几家媒体参与在苹果日报大楼附近举办的记者会, 他们似乎还私自做出决定,评断哪些媒体才是合适的媒体代表。他们还告诉无法如常进行采访报导的记者,可以直接观看警方的直播。看来,警方对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和记者所享有的权利有很深的误解。
记者的作用不是成为警方的喉舌。记者的角色是提出问题,并迫使警方对问题作出诚实的回答。记者的角色不是替警方做直播,因为那样的行为是政令宣导。如果香港警方认为记者的工作只是按下录影键与播放键,那么我认为他们对记者的价值和作用有很大的误解。
我认为当警察仅仅将媒体视为呈现他们观点的平台,这是个危险且深刻的误解。在这样的时刻,我认为媒体对言论自由来说,比以往都还更重要,而媒体在现今香港的氛围下,必须表现地更加灵活和强硬。在捍卫真相这个方面,他们没有选择的馀地。唯一的选择的是继续勇敢迫使政府讲出真相,把这些故事说出来。
虽然目前香港的言论自由正在遭逢系统性的破坏,我们仍有幸能讲述香港的故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这样做。

德国之声:根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有十多名驻港外国记者目前面临签证延误的状况。该篇新闻称,香港入境处新设了一个国家安全组,而这个小组预计将对所有外国记者的签证申请进行审查。从最近的这些情况来看,你认为媒体在香港正常运作的空间会不会继续缩小?
法斯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发展。近期我们看到香港对新闻自由展开一系列的攻击。除了两个电视台的台长被换掉外,我们还看到隶属於入境处的国家安全小组,将审查外国记者的签证申请。
当一个政府建立了一个专门审核媒体的移民部门时,这对新闻自由来说并不是好事。如果香港政府现在继续声称他们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这完全是虚伪的。他们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也会让他们无法为自己的立场做辩护。
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为他们作出的一系列伤害新闻自由的事感到羞耻,但他们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国安法生效施行後,我们一开始肯定可预期外国记者会受到一些影响,很多在香港的编辑部都在形容香港言论自由的情况变得更像中国。
香港的新闻界原本在预期有鉴於美国上周拒绝续发签证给中国记者,中国应该周一会做出一些回应,没想到周一发生的是黎智英等人被捕的事。如果説拒绝替中国记者续签是周一大抓捕的导火线的话,那香港政府昨日的行为便该被解读成过度反应。这是对本地丶国际丶网络和民主派媒体系统性的攻击。
我担心,即使疫情结束,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也已降到一个低点,有可能拒发外籍记者签证的状况会像中国一样常态化。自从有专制政权以来,记者便开始在专制国家进行报导,他们一样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新闻报导。我认为未来香港的记者有可能需要快速学习如何适应类似的情况,然後在这样的状态中进行报导。
德国之声:我们应该如何评估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
法斯特:虽然星期一发生的一切令人感到特别不安,但我认为目前我们仍不该立即认定香港已完全没有新闻自由。
我们在香港已经习惯大多数的权利与自由都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所签署的国际条约的保障。如果你是一名职涯初期便在香港从业的记者,你可以说是在一个注重权利丶自由和保护的制度下长大的记者,所以你无法想象这些权利丶自由和保护会多快消失。然而,我们现在便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价值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香港警方。他们从去年开始对记者进行的人身攻击,然后现在又演变成要定义谁才有资格当记者,并公然滥用搜索令进入新闻中心任意搜索。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约束警察的行为,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在警察权力没有被约束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们不会进行自我约束。现在香港只能透过司法部门来对警察的不当行为做出非常迅速而坚定的判决,但是将所有责任都放在司法机关也是很不容易。
目前香港政府中没有人愿意追究警察的责任,他们的行为也不受惩罚。除非警察的行为有所收敛,否则我们会一直看到这种系统性的崩坏。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法斯特 (Sharron Fast) 是香港大学传媒硕士学程副主任,也在香港大学新闻系教授媒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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