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出口转内销”能否将中国外贸企业拖出困境

对外贸易遇到麻烦,国内消费来救。中国国内疫情消退,消费逐渐回暖,但外贸还在承受海外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中国发布最新政策支持“出口转内销”,将针对欧美等国的产能导向国内市场,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外贸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家电下乡”、展会等一系列政策托底外贸。这一次,同样的策略却面临着全新的阻力。“两头在外”企业的独特困境疫情中,中国经济受打击最大的部分之一是制造业,制造业中受打击最大的是“两头在外”的企业。所谓“两头在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两头在外”后面还有半句“大进大出”,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坏处则是,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更大的坏处则在这场疫情中显露无疑。疫情最严重之时,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就已警告,“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将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几乎全部发生疫情,国际市场需求明显萎缩,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大面积停摆,企业在手出口订单被延期或者被取消,新增订单同比下降;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受阻,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存在困难。出口转内销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官方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出口转内销”。但凡成立时间比较久的企业,想必对这一幕并不陌生。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面临相似的困境,大量外贸订单一夜之间消失,东部沿海大量制造业产能遭到闲置。12年前相似的困境下,政府也提出“出口转内销”。2009年,在外贸企业云集的广东,先是深圳举办粤(深)港外贸内销商品展销会,广东省接着办了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历史悠久的广交会也在那一年首次开设出口转内销的板块。

然而,无论是12年前还是当下,“出口转内销”都不是无缝衔接。企业首先面临国内与国际不同的市场规则,比如外贸企业长期按订单生产,缺乏国内市场营销经验和专门的团队,品牌国内认知度不高;再比如,市场结算模式的差异问题,内销通常采取赊销模式,先拿货、后付款,外贸企业的资金情况可能不适应。中国的政策主要着力解决的也是这部分困难。中国国务院出台多项支持出口转内销的政策,包括简化产品认证、企业办税程序;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信贷支持。中国商务部还表示,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时,将出口转内销产品纳入活动范围。市场增量在哪里?

困难还不止于此。路透社的分析指出,从市场的角度,大量的转内销产品供应要挤进供需已近饱和的国内市场,必须通过国内有效需求的新增来消化。换句话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已不像当年有大片的空白,各个领域都有国产品牌崛起,出口转内销并不容易,即使成功,也是与国内产能此消彼长,对经济大局提振有限。但如果仅看数据,中国的消费市场似乎远未饱和。就居民消费支出而言,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解释,这是因为消费增长的过程中碰到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结构”鸿沟。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根据王建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不久前的中国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中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在侧面印证了”二元结构”鸿沟的存在。高收入人群是中国上一轮消费增长的主动力。过去10年间,这部分人口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过去两年,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主要群体还处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需求没有被释放出来。在王建看来,如果不突破这一鸿沟,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消费。这一轮危机中,消费想再次接棒外贸,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需要完成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的跨越。王建认为,途径就是城市化。“城市化不仅可以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而且可以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所以未来15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